2002年5月，在台北深坑杨晖的工作室里，我看到了他数百张的《浙江人》人像系列。如果要谈论杨晖近几年转向具象的作品，大概没办法不谈到他之前一贯的抽象画。要理解他这人，大概也没法避开那些画幅巨大，颜料厚重，用笔狂飙的画画历程。

　　八十年代初杨晖开始画抽象。他的艺术在最初十来年里，与社会生活有着紧密关联。回头来看，1985、86年前后的现代艺术运动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里的一个步伐，艺术家在画布上、在展厅里造反。他们的反叛，跟所谓的国际艺术基本无关，是启蒙思想下的社会要求。杨晖认真地关心着当时社会发展和周围人的命运，他并与之一起挣扎，反抗由封闭教育形成的疆化思想规范和教条表达模式。在相当禁锢的气氛中，他勇往直前。

　　杨晖虽然毕业于中国最有地位的艺术学院，但他几乎是在当年上海的城乡边缘长大，个性中充满草根习性。这种基层意识深深影响到他的艺术之路。他以抽象武装自己，反对封闭几十年的意识形态主持下的虚伪写实。他粗野的作风，显露出十分明确的抗争姿态。他那时的木刻版画和油画，把郁闷和冲突付诸肢体行动，借了身体挥洒冲击的力量，将精神抗争的战斗移上画幅。所以，杨晖的画中总是风雷激荡，很容易看到英雄狂飙的身影。八十年代，在上海乃至北京的不少地下文化圈子里，杨晖少年老成，人称“巴海”。他就是以这样的秉性和勇猛，很有些江湖地位。

　　巴海的性格太富文学魅力，让我言归正传。杨晖是一个严肃的人。他之后在法国及台湾生活多年，但他的头脑基本是中国七、八十年代教育的产物。他是内心激跃的理想主义者，关心时事，追求终极价值。他的草根习性使他难以追随体制，不管官方或西方。九十年代中期以后，中国当代艺术红火，艺术圈已发生了质的变化，社会则趋实利避思想，年轻一辈更随之轻巧起来。这时杨晖的艺术，意义变得混沌，没有了针对面，锋芒丧失。或者，他的抽象绘画已往纵深发展，更多注重材料和趣味，有点亦禅亦道。但除非杨晖放弃艺术，我很怀疑这条路他能走多远。这个内心充满社会关怀的人，像个没仗可打的军人，即便并不是个和平时代，他却丢失了敌人。

　　从抽象绘画到近年《浙江人》人像系列，是杨晖重新寻找意义的努力。首先，杨晖关心基层人群，他并不一定离经叛道，却富有很强的使命感。把他的创作称为战斗，因为它们正是建立在这种使命感之上，曾经为他担当在精神上冲击主流危权的任务。杨晖早期创作中有存在主义及其它西方现代哲学的影子，这些是八十年代中国知识份子普遍拿来的思想武器。但其后画中中国传统文化养份的增加，他或者别有动机，却将他的艺术引向狭窄的美学探讨。中国传统思想黑洞般的巨大引力，可以另成一个课题探讨。在杨晖后来的抽象画里，英雄主义落进空灵虚无的象牙塔中。我可以看到挺着长矛冲向风车的孤独。《浙江人》系列是杨晖艺术里的辩证过程，当他的抽象画发展成一种供把玩的美学语言时，它们过于封闭，不能再跟他的关怀之心连接，无法承托由此而来的精神寂寞，协助他建立新的社会立场。他必然从文人的精致里出来，从抽象美学中出来，回到他的民间现场。《浙江人》系列中上百张浸淫岁月的脸，或者已经茫然无语。但从那些过份冲动的笔触间，显露出跟当年刀笔冲杀中一样的赤诚之心。这同样跟潮流和机制无关，这是杨晖的良心所指。

　　其次，多年生活在海外的人，对自己的身份会更加敏感。“巴海”又将自己更名“八海”。人因为迁徙，跨越不同地域生活，有了多重可供栖身的位置。身上带着的各种文化的规范和约束相互冲突。结果，那些规范和约束变得轻飘或者似是而非了。身份含糊不明的个体获得空前自由。自由固然可喜，但因为并非与身俱来，这种天空的获得，要以土地为代价。这时，在一个已经没有敌人的战场，杨晖真正仿徨的或者不只是社会变迁，敌人消失，更是家园迷失。以他的个性，这肯定引来更深困扰。杨晖这些年每年都从海外回上海，然后到他的祖籍浙江一带旅行和拍照。以此为基础，他的《浙江人》系列画了上百张的素描人像。我想，他因此重新找回跟社会的连接位置，并引发新的碰撞角度。对于杨晖来说，“自己是谁”的重新梳理，不仅将自己放回真实场域，更因此获得原则，重建立场。

　　为什么那些中老年的浙江人面孔，杨晖要经年累月，大量的，反复不断的涂画，以他们脸上的沧桑和皱折，去耗掉自己的精神和体力？尽管我怀疑有夸张小技巧之嫌，怀疑同义反复会更接近真理。但回首杨晖同样数量庞大的抽象画，我理解这是一种磨心。他只有不断地用心用力，因为主流危权如此强大，而我们离公正和智慧如此遥远。我相信，这并没有言过其实。现在，杨晖更接近这种宿命──人在老去，我们究竟是谁？杨晖要用千道笔万道笔来说明，急速发展，摧枯拉朽，但我们还只能是我们自己。